说起长征，大家脑海里大多是冲锋陷阵的将士。但长征能够胜利走完，不光靠前线战士奋勇杀敌，还有几位特殊人物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于最危急的时刻为革命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。 王稼祥、徐海东、张浩，三个人分别在长征转折、落脚陕北、团结红四方面军这三个关键节点发挥决定性作用。他们不全是扛枪冲锋的一线指挥员，却实实在在是长征当中的大功臣。 第一位，王稼祥，遵义会议的关键人物，推动长征伟大转折。 王稼祥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，很早就赴苏联学习，回国后来到中央苏区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期，他担任军委副主席、总政治部主任。 可惜在反围剿作战中，他身负重伤，弹片留在腹腔，无法取出，伤口反复感染，常年饱受病痛折磨。长征出发的时候，他就是躺在担架上跟着大部队上路的。 湘江一战，红军遭受惨重损失，出发时八万多红军，渡过湘江之后仅剩三万余人。错误的军事指挥，把红军推到覆灭边缘。 一路行军路上，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，反复和毛主席、张闻天交流看法，他清醒意识到，博古、李德这套错误的军事指挥，再也不能继续下去。 王稼祥不顾身体的剧痛，主动站出来，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，改组军事领导。这就有了后来扭转命运的遵义会议。遵义会议上，王稼祥带伤参会，旗帜鲜明支持毛主席的正确军事主张，严厉批判李德、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。 在这次会议上，正是王稼祥的关键一票，对于重新确立正确军事领导，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遵义会议是长征的生死转折点，挽救了党和红军。会议之后，王稼祥又协助处理大量的军事政治工作。 后来红军一、四方面军会师，出现分裂危机，王稼祥同样坚定维护北上路线。可以说，长征前期，如果没有王稼祥挺身而出，遵义会议很难顺利完成人事调整，红军的命运不堪设想。 第二位，徐海东，红二十五军孤军长征，为中央红军扎根陕北雪中送炭。 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，长征是非常特殊的一路。当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之后，徐海东留在鄂豫皖根据地，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。 1934年，红二十五军奉命开启长征。这支队伍，没有中央红军那样庞大的规模，物资弹药十分匮乏，孤军转战数省，没有后方，和党中央长期失去电讯联系。 徐海东带领红二十五军，一路冲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，历经无数恶仗。别的部队长征一路减员严重，红二十五军出发两千九百多人，到达陕北的时候，队伍不但没有垮掉，反而发展壮大到三千四百余人，还带出了大批武器物资。更加值得铭记的是，红二十五军是所有长征队伍之中，第一个抵达陕北的红军主力。 就在红二十五军落脚陕北不久，衣衫褴褛、缺吃少药的中央红军，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来到陕北。长途远征之后，中央红军物资几乎耗尽，衣食、弹药、经费样样紧缺。 当时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手里有七千大洋。接到中央的借款请求，徐海东没有丝毫犹豫，把七千大洋当中的五千大洋直接送给中央，同时调拨布匹、药品、枪支弹药支援中央红军。在那个饥寒交迫的时刻，这批物资，实实在在帮中央渡过最难熬的难关。 毛主席后来多次提起这件事，评价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。在长征最末尾的阶段，正是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，给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，提供了安身立足的基础。 第三位，张浩，千里奔赴陕北，弥合一四方面军矛盾，维护红军团结。 张浩原名林育英，是我党早期的老同志，曾经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。一、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，因为战略路线分歧，出现严重矛盾。张国焘依仗四方面军兵力雄厚，公然另立“中央”，红军面临分裂的巨大风险。 那个时候，陕北的中共中央，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经中断，急需共产国际的指示，同时也需要一位身份合适的人去做张国焘的工作。于是张浩接受任务，化名张浩，打扮成商人，穿越茫茫戈壁沙漠，历尽千辛万苦，从莫斯科辗转回到陕北瓦窑堡。 张浩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，致电张国焘，明确指出，只能承认陕北的党中央，不允许另立中央。 张国焘一直拿共产国际当作借口，现在共产国际代表亲自到场，他失去了继续另立中央的理由。 张浩一方面严肃批评张国焘分裂的错误，另一方面又讲究策略，以团结为重，耐心劝说，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。在张浩的多方斡旋之下，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，红四方面军重新回归党的领导，率部北上。 长征这场磨难，最可怕的除了敌人的围追堵截，就是内部的分裂。如果红军出现彻底分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张浩的到来，为化解一、四方面军的矛盾，实现红军全军的大团结，立下别人无法替代的功劳。 把三个人的功绩放在一起看，刚好覆盖长征三个最重要的阶段。王稼祥，在长征最黑暗的湘江战役之后，促成遵义会议，完成军事路线的伟大转折；徐海东，在长征终点，迎接中央红军落脚陕北，雪中送炭；张浩，化解一四方面军分裂危机，促成红军全部力量团结统一。 他们三人，有的带伤撑过万里征途，有的孤军远征开辟落脚点，有的穿越戈壁化解内部危机。长征胜利，不只有前线浴血拼杀的将士，同样离不开这些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